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上海在打造人民币金融中心方面可以稳妥起步，建立一套比较合适的经济制度和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使上海成为人民币交易、经营机构的乐土。———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

早报记者 张彩平 黄武锋

一万亿美元，已经在美国次贷危机中“人间蒸发”。“同300年一路走来、经历过数次泡沫与破裂磨砺的美国来说，我们的金融创新还只是蹒跚起步。加快步伐，或可缩小中美在金融创新上的差距。”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斌看到了机遇。

这与参加2008陆家嘴论坛的诸多专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其一致指出，我国金融市场正处于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只有将发展金融衍生品创新进行到底，才能助力控制微观主体市场风险，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促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

　首先要放弃“保护”

改革和创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

“尽管有了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但是我们的基础市场还很不完善，大量在伦敦可以做的业务在这里还是做不了。”曾被派遣至伦敦的中国银行高级交易员张晟刚说，身处陆家嘴感受到的硬件不比伦敦差，但两者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却根本不能比：“我们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创新发展还不到10年，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如果用一场赛跑来看待金融创新的竞争，已落后很远的中国金融创新，或许可以借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创新放缓之际，加快步伐，缩小差距。”张斌对早报记者说，“但是，在创新之前，中国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甚至有的想法还得改变。”

画面切回到20年前的伦敦金融城，当时的金融城还是一派散漫景象，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对金融市场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主要举措就是放松监管。

“自由”成为当时那场“金融大风暴”的主要特质，并再次引发了新的“移民”浪潮———来的都是一些全世界知名的金融服务机构，花旗、高盛、美林、摩根纷纷在金融城设立办事机构，德意志银行甚至将其投资银行全球总部从法兰克福搬到伦敦。

英国《经济学人》最近在总结这场金融改革时写道，经验就是：要保护一个产业，就不能保护这个产业中本国数一数二的企业。与其他的国际大都市相比，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化程度(或开放度)是最高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人设在伦敦的美国银行不仅远远多于英国人设在纽约的英国银行，而且多于美国人设在纽约的银行。

正是那场“金融大改革”奠定了这样自由的基调，随着改革的推行，大量外国金融从业人员涌入伦敦，不但给金融城带来新鲜血液，改变了金融城慵懒的作风，更给整个伦敦带来了多元文化的冲击。

“伦敦金融城的模式是否可在中国复制尚需论证，它的成功却用事实证明，要呵护金融创新而不是企业。对于处在当务之急的中国金融中心创新来说，金融改革和创新，政府首先要放弃的就是对国有商业银行等大型企业的‘保护’。”张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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