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30年间，中国人口少生4亿，比其他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提前半个多世纪跨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4年。回望30年来我国的人口与计生发展道路，成绩斐然。
然而，接踵而至的人口老龄化、出生男女性别比持续升高、“4-2-1”家庭结构的不稳定性、就业形势严峻等问题，让我们倍感人口问题带给我们的压力。在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为人父母的今天，“生孩子”的问题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在今天的中国究竟还有多大的市场？事实上，无论是数据的汇总，还是案例的剖析，都毋庸置疑地表明：尽管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计生与人口工作仍然任重道远。特别是在广大乡村，多生、超生、重男轻女问题屡见不鲜，“超生游击队”经久不衰；在某些地域，违反国家计生政策的行为呈暗流之势，直接影响到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而另一种出现于大城市的情形则告诉我们：人口问题归根到底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发展的“晴雨表”和“感应器”。国家人口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曾表示，目前中国有11%以上人口符合国家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政策条件。可是，这一本该使很多人羡慕的生育“利好”消息，却在不少城市青年夫妻的心头打了折扣——在日益攀升的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的重压中，他们选择了逃避，甘为丁克家庭的拥趸。
一言难尽生育事。当我们越来越富足、越来越文明的时候，我们，以至我们的孩子都更有理由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应该以怎样的尊严、和谐和理性的身份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呢？还有，我们这些当长辈的该为后辈子孙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光彩世界呢？或许，在这样的问题中生活，我们会很真实，也很有勇气。
2006年年底，河南省人口是9820万，毫不出人意料，又一次戴上了中国第一人口大省的“桂冠”，这种巨大的人口压力也让河南省采取了最为严格的人口政策。在相关的计生政策条文里，在计生委发言人的话语里，“河南”这个词常是“除……”的宾语。
在计生政策严格的河南省，周口地区由于农业人口较多，人口基数大，该地区的计生政策更为严格。正因如此，计生工作也遭受到更大的阻力，出现了更多的问题。
一个中原小镇的计生现状
文◎本刊记者 莫 名
这个地方，很多头胎是女孩又生了二胎的夫妻，他们的档案中都有一方为残疾或慢性病等的记录，而他们实际上都是正常人。
独女户3000元买个“二胎准生证”
河南省周口市G镇是“河南省科普示范镇”，在这个周口市“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乡镇”，重男轻女依然是小镇居民的惯常思维。G镇全镇的独生子女户中，很少有独女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镇政府工作人员说：“到底有多少独生子女户家里是男孩，我没有做过相关统计，但至少在八成以上。”
一位张姓独女户表示，他肯定要再生一个孩子：“没有儿子不就绝后了？等我们老了能不受欺负？哪有跟着闺女过的？我要是有个男孩，可能就不要二胎了。”
虽然国家一直在打击“两非”(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行为)上毫不手软，但是在农村，只要有关系或者送点红包，找个医院去做个性别甄别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他老婆生完第一个孩子后，流产两次，“是女儿啊当然要流了，要不然生二胎干吗？”为了第二胎生个儿子，他带着老婆总共到医院去做了3次性别甄别，因为他表弟在那家医院工作，很方便。
而想生二胎也不是太难的事。“有女孩的3000，有男孩的8000。”G镇计划生育协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该镇独女户生二胎需交3000元办二胎准生证，而独子户则需交8000元。都是计划外生二胎，为什么还有如此差别呢？
现行的《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违规生育第二胎子女的，分别按男方和女方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三倍征收社会抚养费，个人实际收入高于人均纯收入一倍以上的，按其实际收入的三倍计征社会抚养费。按照规定，只要是违规生二胎，不论头胎是男孩是女孩，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应该一样多。
另据该镇计生办人员讲：“周口的独女户想办二胎准生证，一般要先进行成人伤残医学鉴定，办理成人残疾证(简称成残证)。”按照河南省的相关规定，农村夫妻只生育1个女孩，经县级以上鉴定委员会鉴定，夫妻一方因伤残或严重慢性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可按计划生育第二个子女；而办理成残证，必须满足残疾、慢性病、重病、身体极度不好等条件。但据了解，当地独女户又生二胎的夫妻中很少有符合办理成人残疾证条件的。
该镇的计生协会法制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为独女户办理这种假冒的“成残证”要花费530元，而记者从河南省计生委了解到，花50元做成人伤残医学鉴定，就可以申请二胎准生证，不用再缴纳其他费用。
G镇独女户办理成残证需要所在的县政府指定医院作鉴定，然后交到周口市备案，而独子户办理成残证则是到周口市政府指定医院作医学鉴定，交省里备案，“独子户办理二胎证太复杂，我们办不了啊。”该工作人员说。河南省的独子户，即使夫妻有一方残疾，也不能再生二胎，按照规定必须收缴一定的社会抚养费，上缴国库，所以独子户缴费更多。
按理说，如果夫妻一方有残疾，申请二胎准生证仅收证件工本费和医学鉴定费，而从50元到530元再到3000元甚至8000元，这其中的差价到底去哪里了？对此，该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是政府“花力气为这些想生二胎的家庭办理成残证，本来都不残疾，为了让他们少罚钱，我们才给办理假的成残证”。
办理这些假成残证不怕上面查吗？当地计生协会的工作人员表示不必担忧：“这个上面查得不多，不用担心。再说这个证明不在个人手里，在周口地区备案，平时很少查。”
对于为什么不直接按照规定收取罚款，他说计生部门也有一肚子的苦水：“咱们这农村，哪有只要一个女孩的，我们对独女户也比较同情。而每户的实际收入很难统计，都按照平均收入罚款，但是咱们县农村人均收入近2000元，就要收12000，根本收不上来。独女户生二胎的多，要是都收12000，干部们压力大得很啊。收不上来，这全县计生人员怎么养活？”他一个劲地声称县政府是“为老百姓做实事”。
实际上，计划生育作假的手法并非仅此一种。去年，县级计生部门来检查前，镇计生干部给了独生子女户燕子两个假的独生子女证，上面家庭地址一栏是假的，本是W庄的她在两张假证上分别又成了B村和Z村人。专门来安排此事的干部还再三嘱咐她：“你到哪个村就说是哪个村的人，千万别露馅了。”
后来她才知道，原来该镇为了提高计划生育成绩，在上报情况时，多报了独生子女人数，适逢上级检查，为了蒙混过关，才想出了此招。
社会抚养费：乡村干部最后的“摇钱树”
2006年5月，该镇Y村的张秫秫帮助她婆家的两个弟弟办了二胎准生证。村党支部书记是她娘家的远房堂叔，之前他一直向张秫秫说：“大侄女，你那俩弟媳妇都是生了一个闺女，不准备再要了啊？趁我还在位，你们赶紧要，我能给你们便宜。”
后来张秫秫把话传给了小叔子，两对夫妻一合计，赶紧托张秫秫找这位村支书办理二胎准生证。支书要钱2500元，并告诉她正常价格是3000元。为了表示感激，两对夫妻还给村支书送了两瓶白酒和10斤芝麻油。
不过几天后她就明白了支书堂叔为何这么热心。她在堂叔亲戚开的鞋厂里轧鞋帮，快嘴快舌的老板娘有天脱口而出：“还是当官好啊，别看现在没统筹、没提留、没农业税了，我大哥日子也滋润得很，收了计划生育罚款就能拿提成。”
这个“小道消息”在G镇计生办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了证实：镇政府给村干部下达计生收费指标，完成了指标就能提成。指标额度=全村人口×20元，如果本年度该村所收“罚款”没有达到上述指标，村干部就拿不到提成。
对于镇政府给各村下指标的做法，计生办的人说他们“理解”，“我们也希望多收点钱。虽然国家法律规定，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财政予以保障，但是上面拨的计划生育款有时还要贴补其他项目，远远不够用，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告诉记者，村干部的提成率是8%，但张秫秫得到的消息是村干部提成率是40%。
这种提成符合国家规定吗？《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应当全部上缴国库，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贪污、私分。
G镇给村干部的另一个指标则是对每个超生对象的“罚款”数额。“由于物价不断上涨，镇政府制定的罚款额也不断增加。”头胎是男孩又有二胎的超生对象从去年的6200元增加到8000元，女孩则从去年的2500元增加到3000元。
这个价格并非不能通融。“现在生孩子少了，他们为了‘鼓励’多生孩子，现在罚款已经降低了。”一位村民说，他的儿子头胎男孩，2005年生了二胎也就交了5000元了结了，而独女户生二胎的底线是2000元左右。
近年来，随着养育孩子成本的提高，感觉到生起养不起的农民从普遍生育两三个孩子逐渐减少到生一两个孩子。农业税免去后，月薪不过一二百元的村干部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已被堵死。正如G镇某村的计生人员所言——“只能通过计划生育捞点外快”。
“完成任务才能提成。”独生子女户燕子说，“现在明白村干部为什么没事就劝我生二胎。”和村干部做邻居的燕子经常被村干部媳妇“好言”相劝：“燕啊，就一个男孩不孤单啊，老了连亲戚都没有，多冷清啊，再生一个用不了多少钱。”
这种“优惠”最终真的可以实现吗？周口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基层农村，计划生育收费往往出现打白条的情况。为了能够让“二胎”“三胎”生下来，基层干部就采用“分步”战术，第一次的时候少收点，但不给对方开票，等孩子生下来之后，“继续让你交钱，因为没有社会抚养费三联结清单，派出所不给办户口，所以不交没办法。”
G镇村民麦子就尝到了这种“迂回战术的苦头”。麦子已经有一个男孩，去年听到干部说交3500元就可以生二胎，她就交了钱，2006年5月又产下一子后，干部却以各种理由推迟给她社会抚养费单据。今年5月，丈夫到派出所给小儿子办理户口，被派出所拒绝。因为计划外生育的孩子办理户口除了户口本、出身证明外，必须出示社会抚养费三联单。
这种迂回战术在该镇计生办同样得到了证实：“反正如果你交不够钱，可能在当时能过关，但过后派出所不会给你办户口。当然，也不是说非要交到8000元，但我们这都有个底线。”因为记者自称是想生二胎的本地人，他不愿意告诉记者底线是多少。
在G镇，记者采访了数10户村民，其中有4位村民向记者表示，他们曾得到过村干部或明或暗“再生一个孩子”的劝说。
村民金子2002年生了二胎，交了5000元，她告诉记者，在她所在的G镇W庄，5000元就可以了结。居民的年均收入正在不断增长，为何罚款额没有增加呢，她认为是现在村干部不能从其他地方揩油了，只有计划生育的罚款提成，能“填填他们的肚子了”。“计划生育是村干部的最后一棵摇钱树，他们可不怕我们多生孩子，就怕收的钱(罚款)少”。
计生干部：我们被当做敌人
“打他是他该打”，谈起在W庄驻点的该镇计生干部陈某被村民殴打一事，十几个村民表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态度。
陈某在W庄已经当了几年的驻点计生干部，日子似乎越来越不太平了。2007年3月，独女户村民吴某的妻子怀孕了，需交纳3000元罚款。陈某来催要罚款那天，只有吴妻在家，她称家里没钱，希望等丈夫回家后再想办法，陈某却强拉着吴妻上车，撕扯过程中，吴妻额头被撞破，恰逢吴某回家，他拿起木棍打向陈某，陈某被打伤。
在两人撕扯过程中，有数名村民在场，当他们看到同村吴某占了上风时，没有人去劝架。让该村村民“欣喜”的一个结果是，“以前陈某住在村头的计生驻点办公室里，上次被打后，他再也不敢来了。”
陈某被打已不是第一次。2006年9月，因为陈某强行抬走该村村民于某家的彩电，遭到于某三兄弟的殴打，三兄弟还放出狠话：“要是再敢这样，你家人就小心点！”
计划生育干部成为众矢之的并不是偶然。在G镇一个村，村支书一年中换了4次，其中一位说他主动下台是因为“当村干部太得罪人，以前收提留、统筹得罪人，现在是收计划生育‘罚款’得罪人。老被村里人指着脊梁骨骂，实在干不下去了”。
另外一个苦衷则是“钱越来越难挣了”。该村支书说：“我的工资一年才2000块。现在只能靠计划生育收点钱。可是镇里规定完成任务才能提成，现在生的孩子也少了，上哪儿弄钱去？罚款少了镇上领导也不满意。”
但是村民的怨气并非无风起浪。该村独生子女户燕子告诉记者，她的孩子已经10岁了，按照规定，独生子女户每月有10元钱的补贴，一直发放到孩子满14岁，并且免收孩子上中小学的学杂费，“实际上只有2006年发了120元钱，以前八九年都没发过，学杂费也没有免过。”燕子说。
对于计生干部的不满还源于“他们想着法骗我们的钱”。去年10月，陈某鼓动燕子去做结扎手术：“你去做结扎吧，可以发给你1000元的补贴。”家里贫困的燕子动了心，不过她后来得知，县里规定独生子女户做绝育手术可以奖励2000元，这让她觉得村干部“坏得很”。
事实上，周口市的计划生育工作干部更加难做。该市的计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周口人口比较多，计划生育工作形势较为严峻，现在的生育率(生育率=出生人口数/育龄妇女数)还在1.8以上，所以他们制定了较为严格的政策。
以结扎为例，除非身体条件不适合，在周口，生了二胎的必须结扎。而河南省计生委法规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已生育子女的夫妻提倡采取长效避孕措施。但是夫妻双方有自愿选择的权利。”
对此，周口市计生委表示他们也非常无奈：“周口市是农业区，农村人口多，如果不结扎，他们也很少主动采取有效的避孕措施。”
G镇计生办人员告诉记者，全镇共有300多个结扎名额，“生二胎必须结扎，就算是一年生二胎的全结扎完，还完不成指标呢。”(文中人物为化名)
“生育指标以前是不够用，现在是要的人少。为了多赚钱，村干部当起了‘推销员’。但是要这么多孩子咱养得起吗？要是因为没钱上不了学、娶不上媳妇，孩子能不埋怨你？”
“农村人大多没有多少积蓄，不会存啥养老钱，不养儿咋防老？”
生育率低了
“周口市的生育率确实下降不少。”河南省周口市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005年的统计显示，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已经成功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30年来全国少生人口4个亿，节省社会抚养费7万亿元。
河南省的计划生育无疑对中国的人口控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06年11月底，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处处长王杰英宣布：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0年来，河南省累计少出生了3260万人。
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中国人口大省的河南人口形势吃紧。1992年，河南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一高一低”(经济增长高速度，人口增长低指标)的工作思路，并且对各地(市)、县党政一把手实行计划生育工作“黄牌警告”的淘汰制度。
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如何，成了各地方各单位负责人政绩考核和仕途升迁的决定因素之一。这种威慑力在河南的周口市也得到了验证。
周口市某镇公立初中的减少，某种程度上便是这种变化的一个佐证。这个镇的公立初中由4所改为2所。不少学生去上了私立中学，不过主要还是因为孩子少了。教学质量、硬件设备最好的一中在2000年有3000多名学生，如今一中3个年级只有600多名学生。
记者调查了该镇陈村，据村支书介绍，全村2003年后结婚的家庭多是一个男孩，“很少有两个孩子的。虽然没有做绝育手术，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想生第二胎。”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者所收缴的罚款呈逐年减少的势头。该村干部说：“我们村将近3000人，过去每年都能收罚款好几万，现在不行了。”超生的农户少，以前生育指标是不够用，现在是要的人少。
该镇计生部门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2000年以前该镇夫妻生3个孩子的居多，而2000年以后结婚的夫妻，一般以两个孩子的居多，“3个孩子的基本没有”。独生子女户也越来越多了。2000年以前，哪个村要是有一家独生子女户，镇里的干部会敲锣打鼓亲自送光荣匾，“现在不送了，独生子女户不罕见了”。
一些农村生育率降低的现实，和国家政策的愿景如此巧合地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汇合于同一轨道，有人称为“政策的必然”和“时代的奇迹”，也有人认为是“现状困扰下的无奈”，并深为忧虑。
“多一个孩子多一份罪”
周口市某镇陈村村民陈平正为他的3个儿子发愁。眼看分别为22岁、21岁、19岁的孩子都快到了结婚的年龄，彩礼、盖房子、办婚礼，起码要准备18万元。沉重的压力让陈平开始抱怨：“怪当年没想开。儿子越多，受罪越多啊。”
在该镇，男女结婚之前，男方通常要送给女方家少则8000元、多则一两万元的彩礼，而且女方都要求男方必须盖一套新房。近些年，很多女方家长又码高条件——必须盖楼房。盖一栋两层高的楼房，材料费至少需要五六万元，再加上建筑费、家电家具费、摆宴席等费用，又要两万多块。
“大概2000年以前吧，当时的闺女哪有现在值钱！当时结个婚不到两万元就够了。”当地的一位媒婆频频感叹这种今非昔比。以男子22岁、女子20岁结婚算起，2000年结婚的男女多出生在1980年前，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受重视，只要是“肚子一鼓”就能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想要男孩可以继续生，那时男孩女孩差不多一样多”。
一般情况下，要是不想花好几万为孩子娶媳妇，除非孩子能跳出农门。但是这条路又何其难走。“把一个孩子培养成大学生需要近10万元”，这几乎相当于该镇富裕农户一辈子的收入；至于贫穷的农户，这10万元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是“天文数字”。
电视剧《新结婚时代》里，何建国和何建成兄弟俩都考上了大学，因为家贫，却不得不抓阄决定两人中谁继续上学，谁打工赚钱。这种现象在农村并不鲜见。就像村民陈平所说：“现在不是怕罚钱，就那么几千块的罚款，大家勒紧腰带都交得起。关键是养孩子，尤其是男孩子，以后不管是结婚还是上学都要花上一大笔钱。”
养育孩子成本的持续升高仿佛雨后暴涨的山洪，骤然阻挡了许多中国农民通往“儿孙满堂”梦想之地的路途。于是，在他们内心深处，世代相袭“多子多福”的信念动摇了。
养老方是大问题
在我国农村，养老更多的是儿子的义务，然而越来越多的家庭矛盾表明，并非儿子越多老人的晚年就越幸福。在不少乡村，孝顺这种古老的道德传统似乎正在慢慢消解。
张营村的张王氏，丈夫去世后，4个儿子都不愿赡养她。儿子们认为4个人的母亲不该一个人养。经过村里的调解，4个儿子每人每年给老人兑400斤麦子，再给50元钱。老母亲每次去拿钱拿粮时，都要遭受儿媳们的刁难。
“儿子多了也不一定幸福。”老人说：“要是只有一个儿子，可能就不会像这样左推右推了。”
在国家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一系列政策实施后，农村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习俗和观念已悄然发生改变。尽管参差和缓慢，但却是坚定而有力的。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已经在河南普遍推行，这让乡村群众感到生活多了一层保障。每年交10元钱，就可以报销40%的医疗费用。村民于成元说：“虽然报销额度不大，但是每年只交10元钱，还是减轻了不小的负担。一个保险就是半个儿啊。”
河南省还对独生子女户、双女户予以养老补助。而这项举措只是河南计划生育奖励、优惠、减免、扶持、保障和救助“六位一体”利益导向机制中的一种。 养老保险制度也开始在河南农村试点。2007年2月1日，河南省民政厅发布了《2007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要点的通知》，文件规定，要推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逐步加大对农保制度建设的投入，逐步建立参保补贴制度和转移支付机制。河南民政厅的目标是“逐步通过养老保险的方式解决农村养老的后顾之忧”。文件还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做了专门规定，农民工将花较少的钱来办理个人养老保险；同时，养老保险实行“可转移”政策，农民工不用再担心出外打工时养老保险难以续接的问题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5月发布的最新数据，2006年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5374万人，去年共有355万农民领取养老金，比上年增加53万人，全年共支付养老金30亿元。
但是形势并不能过于乐观。记者了解到，北京、上海、浙江、山东、江苏等东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险管理体制交接和运作相对顺畅；而在中西部多数省份，这一管理体制仍没有理顺，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目前河南、江西两省，农保工作仍整体留在民政部门。在全国1900个农保试点县中，多数地方的农保机构还在民政部门，依然处于“民政不管，社保不接”的局面。
有专家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迈向现代化强国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农民作为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其温饱富，其喜怒哀，其生老病，始终是当政者最为关注的内容。千百年来，“生儿传宗”“养子防老”不仅以观念的形式传承不穷，而且早已在实践和行动中同中国乡村生活融为一体，难分彼此，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把“生育”与“养老”同时加以研究、同时加以思考的原因。也只有把这些问题进行统一的分析和研究，通过配套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规划，农民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好在，这一切都已进入了轨道。走在路上，就不怕目标远。我们坚信。
“你把20万块钱现在就摞我面前，否则我坚决不会生这个孩子。”27岁的李茂是黑龙江省海伦市政府的一名公务员，今年初夏，妻子的意外怀孕让小两口和父母之间产生了不小的争执……
今天，生不生二胎？甚至生不生孩子？都已成为两代人思想冲突的焦点。
生，罚多少钱都得生
1980年出生的李茂是计划生育后的第一批独生子女。母亲张女士在李茂出生后不久，就响应国家号召，在单位计生部门的组织下上了避孕环，并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
计划生育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全国逐步推行，80年代城市出生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双职工家庭把孩子放在幼儿园里，周围都是一样的小朋友，李茂也不觉得自己的童年有多孤独，反而偶尔会因家中好东西被自己独占而庆幸。
李茂10岁那年，妹妹的不期而至结束了他的独生子生活。
发现自己意外怀孕时，张女士已有33岁，大儿子李茂都快上初中了，每个月的独生子女费也领了好几个年头。节育环的避孕失败让张女士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但是对渴望儿女双全的丈夫来说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李先生毫不犹豫拍下板来：生！罚多少钱也得生！
张女士回忆说，当时的计生政策特别严格，按照规定婚龄妇女每隔半年就要检查一次孕产情况。那时在海伦小城超生二胎大约要缴纳3000元左右的“罚款”(社会抚养金)，而李先生每个月的工资才百十块钱。按照当时的工资标准，生育第二胎，仅“罚款”就要罚掉李先生夫妇俩将近两年的全部收入。
但是求女心切的李先生夫妇还是走上了具有80年代特色的“超生游击队”道路。
令张女士至今庆幸不已的是，怀胎十月，除了家人之外，没有任何人发现她的怀孕迹象，“隐蔽工作做得非常成功”。甚至直到孩子两三岁时，张女士把孩子抱到单位，每日和她朝夕相处的同事都不敢相信她偷偷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事实。
“我怀孕的时候恰巧赶上冬天，穿上厚厚的棉袄什么都看不出来。本来我就胖，同事都只是觉得我那个冬天越来越胖了。”
经过掖掖藏藏、整日心惊胆战的10个月之后，生孩子成为新的难题。去医院生？根本不可能，没有准生证，挨罚是必然的。在家里生？也不行。他们住在单位的家属区，左邻右舍都是单位的同事，生孩子这么大的事情肯定会走漏风声。
于是张女士把产房安置到娘家，请了私人接生婆把孩子偷偷生了下来。
是女孩。全家欢呼雀跃。李先生更觉得自己当时留下孩子的决定实在明智。中年得女的李先生甚至比儿子出生时还要激动。但是巨额的社会抚养金又的的确确让他拿不出手。于是他决定先瞒着，慢慢想办法。“反正孩子都生出来了，能把我怎么着？”
小女儿几乎就是在屋里度过自己人生的最初两年的，偶尔出个门也得找邻居们上班不在家的空档。这个计划外的“小公主”成了名副其实的没有名分、没有户口的“小黑孩儿”。眼看孩子快到了能进幼儿园的年龄，为了不让爱女委屈，“能像别人家孩子一样，满大街跑跑颠颠”，李先生决定“主动向组织交待”。他找到单位负责计生的部门，“积极地”交了罚款，顺利地给女儿上了户口，李家这场历时近3年的“超生暗战”至此才告一段落。
不生，给多少钱都不生
十几年后，儿子李茂结婚生女。在媳妇怀孕的时候，家里人虽然都不说什么，但每个人都希望是个男孩。李先生更是如此。
李先生兄弟3人，大哥家里两个儿子，大儿子家的孩子是个孙女，不久前，老爷子又抱上二儿子家的大胖孙子。这可把李先生馋得够呛。虽然在儿女间，他更偏爱年幼的女儿，但却依然阻止不了自己渴望抱孙子“传宗接代”的思想。
“更稀罕闺女是因为他前面有了儿子，要不看他着急不着急。”李先生的老母亲道出他心底的秘密。
前年春节前夕大孙女小含的出生，让李先生五味杂陈。他和全家人一样，为那个鲜活的小生命的诞生而兴奋，孙女出生的那段日子李先生和家人一起跑前跑后，寒冬腊月在医院里忙活得满头大汗，兴奋，却总觉得不够劲儿。“如果是个孙子就更好了。”李先生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嘴上没说，“是怕儿媳妇不乐意”。
越长越可爱的小含成为全家人的掌上明珠。爷爷也渐渐不再提起有关孙子的话题。
但是，今年初夏小含妈妈的意外怀孕，将“孙子”这个话题重新搬上李家父子的桌面。
父亲李先生说：“生吧，给我生个孙子，你就儿女双全了。”
儿子李茂反问：“不生，要是还是女孩呢？”
父：“女孩也行啊！姐俩长大了也是个伴儿，一个人多孤得慌。”
子：“现在生个孩子成本多高啊，跟你那时候能一样么？不说别的，光罚款最少就得三四万。”
父：“罚款我给你交。你们要是带不过来俩孩子，让你妈给你们看着。”
子：“那以后呢？孩子长大了还要吃要喝要上学。现在一个孩子，我每天能给她吃10块钱的营养，要是俩孩子，只能每人5块。现在生孩子重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养孩子不是有口饭吃就行了。”
父：“现在小孩不像你们那时候能在一起疯闹了，一家一个，放学以后连屋都不出，有多闷。等你岁数大了就知道有两个孩子的好处了。你看现在我跟你妈岁数大了，你跟你妹之间有个照应，我们也放心。”
子：“我把这一个孩子培养成才就不错了，生那么多，要是没经济、没精力好好教育，也是对孩子不负责任。你把20万块钱现在就摞我面前，否则我坚决不会生这孩子。”
父：“我还不是为你们好！”
子：“等以后再说吧。”
父：“现在孩子已怀上了，能说不生就不生么？”
子：“这……”
儿媳最终还是做了人工流产。医生给了他们家人一个都能接受、却都不能接受的理由：剖腹产妇术后三年内不宜怀孕，会有刀口破裂的危险。李茂妻子生小含时是剖腹产。
李茂对记者说，其实父亲说的话并非全无道理，独生子女家庭的小孩儿要相对孤僻很多。等孩子长大以后，会愈发感觉到血浓于水的亲情。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以现在他和爱人的经济实力以及孩子现在的生活成本、将来的教育成本作标准，养育一个孩子是适当的。两个孩子对很多工薪家庭来说，会造成巨大生活压力。“更何况我是个公务员啊，要遵守国家的计生政策啊！”
生得起养不好，还不如不生
和李茂夫妇一样，计划生育政策下成长起来的80后子女逐渐进入婚育阶段，和他们出生时“一对夫妻一个孩”的严格生育政策相比，现在有很多地区如广州、北京等地，已经开始鼓励符合条件的夫妻生育第二胎。日前，国家人口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表示，现在全国除了河南以外，其他省区市的计生条例都规定：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
“能生二胎了”在很多人群中引起不小的争论，但是很多符合条件的父母，特别是80年代出生的双独生子女父母却对该政策反应冷淡。在全国范围内，表示自己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双独生子女父母寥寥，“生得起，养不起；养得起，教育不起”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我想生两个，一个孩子太孤单了。但是一定要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现在养孩子太费钱了，以后有钱了，就生两个；如果没钱，一个都养不起，就一个也不生。”记者随机采访二十余位80后婚育年龄独生子女，“量力而行”成为他们选择生两个、生一个，甚至一个不生的直接动因。
子女的抚养、教育成本在日趋加大，特别是在大城市中，为了能够给孩子筑就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家长都在不惜血本地为孩子投入。一个孩子的日常支出往往要比两个家长加起来的还多。调查显示，目前，教育开支已经超越养老和住房成为家庭最主要的开支，占普通收入家庭日常支出的四成以上。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主持的调研报告《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从小孩出生到16岁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上学等支出，则将高达48万元。
而且，现阶段社会竞争压力巨大，对于事业起步阶段的年轻人来说，精力有限，只能在家庭与事业之间的抉择中选择后者。孩子对于追求新生活方式、新生活品质的他们来说，成为一个难以摆脱的负担。记者的朋友小杨是“丁克”的拥趸：“我就想把自己过好，没有孩子的牵绊多自由。”
很多人认为年轻夫妻选择“丁克”生活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但是小杨却不这么认为：“一旦有了孩子，就要考虑很多现实的问题，现在正是做事业的大好年纪，我老婆是独生子女，连自己都需要我来照顾，如果有了小孩儿，必然会分散我很大的精力。孩子不能放在父母那里，隔代人容易对小孩过度溺爱，不利于他们成长。虽然父母很期待我们能够早点儿生小孩儿，但是对于我们不打算要小孩的这个决定还是能够理解。”在小杨看来，作为事业起步阶段的年轻人，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票子，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驾护航，怎么能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单纯为了生孩子而生孩子才是对孩子不负责任的表现。
同时，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80后家长的生育观念较其父辈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生男孩传宗接代的思想观念也在悄悄退出这一代人的历史舞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口号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已经感受不到男孩和女孩在社会地位中的明显区别，有些家长甚至更喜欢女孩，因为“女儿贴心”“生女儿省钱”。一位年轻妈妈对记者说，有时甚至有些庆幸自己只生一个孩子，而且还是女孩。在她看来，女孩子的养育成本要比男孩小很多，如果是男孩儿，不仅要考虑将他培养成才，从现在就得开始为他长大后的结婚买房犯愁，“还没等孩子长大呢，就背上一身债”。
对于追求生活品质的年轻一代来说，孩子的出生也不再是单纯的传宗接代。从30年前的不让生也得生，到如今让生也不敢生、不想生，每个时代都有年轻人各自的无奈。两种观念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两代人的生育观念，更是30年间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文中李茂为化名)
中国自古就有对生男孩的偏好。“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观念长期积淀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生男孩成为不少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的头等大事。为了拥有子嗣，很多家庭一生再生，甚至不惜通过胎儿性别鉴定选择终止女胎的妊娠。
2020年中国光棍汉数量将达到3000万，这将意味着什么？带着疑问，本刊记者专门采访了国家人口计生委宣教司司长张建。
3000万光棍汉是客观现实
记者观察：张司长您好！现在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媒体特别是一些网站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光棍汉。问题真有这么严重吗？
张建：这并非危言耸听，也不是“狼来了”的欺人之谈。3000万光棍汉的出现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这是由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严重偏离正常值所造成的。有许多人可能没有“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值”的概念。需要我们先把“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值”和“正常值范围”解释清楚。社会学和人口学家们经过对世界各国和不同人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进行大量统计，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表现出十分稳定的规律性，世界各国基本一致。这个比值一般为 105，变动幅度不超过正负2个百分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值和正常值范围。换句话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就是每出生100个女婴的同时，与之对应应有103个到107个男婴出生。
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范围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20多年来出生的男婴数量与女婴数量的比值持续攀升，成为全世界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2006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25，比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118.59又上升了0.66个百分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到2020年我国20岁至45岁的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到2020年20岁至45岁的人群，都是1975年至2000年出生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无需置疑的客观存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如果这种情况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遏制，这个数字还会继续攀升，所造成的影响将是沉重的和难以挽回的。
记者观察：出生人口中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会对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构成哪些潜在威胁？
张建：这种严重失衡将会对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和潜在的威胁。至于它给人类自身再生产、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所造成的危害，有些我们可以预料，有些尚难以预料，有些已经初露端倪。首先，近年我们在一些省(区、市)调研中发现，由于偏远贫困地区的单身男性在生产方式、初级农产品深加工及增值等方面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存在差距，在经济收入、生产技能、受教育程度、个人发展等外部环境方面处于劣势或弱势，眼看着本地的女青年远嫁他乡，只好单身留守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我国西部等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光棍村”已经出现。例如，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的一个有600多户2100多人的村庄中，就有290人是“光棍”。在吉林省延边市的穷苦边境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光棍屯”。我们调研所到的一个百十户的屯子就有30多个光棍。在农村，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不能组建家庭将破坏现有的生产方式，必然阻碍经济的发展。这些大龄未婚青年普遍情绪低落，缺乏对生产、生活的热情和动力。其次，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还会影响家庭生活的安宁，破坏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大批未婚男性的出现，可能导致已经消亡的畸形婚配方式死灰复燃。卖淫、嫖娼、性侵犯等非法性行为将会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女婴等违法犯罪行为将会增多，阻碍社会文明进步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
记者观察：“3000万光棍”除了会造成婚姻挤压外，请您再讲讲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后果？
张建：现在大家的谈资是3000万光棍汉，很少有人去想失踪的3000万女胎。近些年，B超机被用来鉴定胎儿性别，给选择胎儿性别终止妊娠的不法行为提供了可钻的空子，许多女胎还没有足月就被堕掉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一方面损害了孕妇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剥夺了女胎的生存，是侵害妇女权益的不法行为，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计划生育不是导致性别比偏高的必然
记者观察：性别比失衡现象与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吗？
张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很复杂，既有经济原因，也有社会原因，还有文化原因，以及现实生活中男女不平等的原因。转变“重男轻女、男尊女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生育观念，是一场移风易俗的深刻革命。这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工作，我们不要不切实际地幻想能一蹴而就。中国的发展很不平衡，各省(区、市)结合地方实际制定了本地的计划生育条例，总体说，是符合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基本思路的。有人把性别比失衡说成是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这没有道理。南亚和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印度、韩国、中国台湾等，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客观地说，出生性别比升高与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其充其量也只是加剧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状况，不能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就必然导致性别比的偏高。
记者观察：人口计生工作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您认为农民群众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生男生女一样好”的新型生育观念？
张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这些改变对促使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必须承认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在转变群众传统生育观念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正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我国出生人口发展速度得到了有效控制，进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需要指出，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问题与性别歧视有着强烈关联，但是性别歧视的问题绝不是单纯地表现在出生人口性别比一个方面的。对目前农民群众消除“重男轻女”传统生育观念、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程度，不可估计过高。举几个近期我们在调研时发现的例子就会发现，群众“生男偏好”的潜意识还是相当顽固的。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有个女子已经生育两个女孩，却一直不愿意落实绝育措施。她对我们说：农村没个男孩不行，女孩长大要出嫁，发家致富和养老全指望男孩，所以全家还希望生个男孩。在安徽省临泉县走访一户农家时，户主人说：不管国家有多少奖励优惠政策，我也要生个男孩。像这样的群众，在农村地区并不鲜见，特别是在“双女”家庭中还占有很大的比例。
记者观察：作为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行政管理部门，你们近年来是如何引导农村群众减弱并逐步消除强烈的生男孩愿望的？
张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引起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国家人口计生委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24个省(区、市)的24个县开展了“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工作。国家人口计生委及有关部门、省市及单位先后组织了专题培训班，举办了关爱女孩行动高层论坛，开展了“关爱女孩万里行”活动，在首都北京18所高校征募关爱女孩青年志愿者等等。国家人口计生委还力求通过宣传倡导、利益导向，引导人们转变“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通过加强对孕产妇产期的监护和保健咨询服务，减少意外妊娠；倡导住院分娩保证母子安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通过建立健全对可以鉴定胎儿性别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的管理制度，严肃查处“两非”(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行为等一系列措施，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势头，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比如，福建省安溪县发动副科级以上干部与“女儿户”结对子，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提高家庭收入，大大提高了“女儿户”在村子里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坚定了他们实行计划生育的信心，增强了他们的荣誉感。2006年，关爱女孩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
去年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人口计生工作要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实行转变的要求。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的重点由控制数量为主向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强调国家利益向兼顾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转变。工作方法由行政制约为主向依法管理、优质服务和综合施治转变；由注重完成人口计划向注重提高群众满意度转变。标语口号的内容更加人性化、理性化、规范化，更加符合群众的需求，语言更加亲切、温馨，内容兼顾群众的生育权利和义务。近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清理、规范、更新人口和计划生育标语口号，其中也包括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相关的标语口号，比如“男孩好女孩好，比例和谐更美好”“男女平衡家家乐，社会和谐代代兴”“自然和谐创造美丽世界，性别平衡构建幸福家庭”等一批内容规范、用语亲切的标语口号。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新的标语口号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工作，通过标语口号激励民众、凝聚民心，使党的政策更加深入民心，成为民众的一种集体意识，收到最好的宣传效果。
打击“两非”期待严法护航
记者观察：宣传教育、利益导向都是引导群众生育观念转变的治本之策，严肃查处“两非”案件重在治标。在查办“两非”案件的实际工作中，你们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张建：“两非”行为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直接原因。B超原本是用于临床医学和辅助诊断的设备，却因准入和管理制度的漏洞，被滥用于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成为扼杀女婴的间接“杀手”。
湖北武汉有一对以炸油条为生的夫妇，2006年花2000元购买了一台B超机，接受简单培训后，转行干起胎儿性别鉴定的“生意”。短短两个月时间，他们就为他人鉴定胎儿性别430多例。由于《刑法》中没有对“两非”行为的处罚条款，所以对当事人的处罚相对他们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就显得很轻，使查处“两非”的法律依据显得苍白无力。高额的回报利润、低廉的违法成本驱使越来越多的不法分子从事这一行当。
记者观察：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有禁止“两非”的条文，您为什么说缺失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张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对“两非”行为的惩处条款只限于责令改正、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吊销执业证书等，这些还都是经济处罚和行政处罚。我是建议把对“两非”行为的处罚列入《刑法》。
据我们了解，目前印度和韩国都有禁止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产前性别鉴定，并禁止孕妇选择因胎儿性别而进行堕胎的有关刑律。在印度，如果有人违反这些法律，最高可以获刑3年监禁，并处以最高罚款1万卢比。如果再次犯法，将被判处5年监禁，并罚款5万卢比。20世纪90年代，韩国针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问题，颁布了禁止胎儿性别鉴定和堕胎的法律法规，同时采取一系列禁止性别歧视、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政策措施，明确罚则和执行机构。仅用10年时间，韩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基本正常。
记者观察：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前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工作，从治标上讲最主要的，是应该进一步加大严肃查处“两非”的力度，在《刑法》中明确对“两非”行为的处罚条款，追究“两非”行为者的刑事责任，而不仅仅是在道德上谴责他们。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对计划生育女儿户家庭在生产、生活上的奖励帮扶制度，整合多部门的普惠政策，向女儿户家庭倾斜，落实“同等优先”的原则，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顺其自然的新型生育观念。
张建：是的。我们希望在完善相关法制建设，建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长效工作机制，以及建立有利于计划生育女孩户的奖励扶助制度等方面，得到相关领导和相关部门更加坚强有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