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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了，小方从出租屋里走出来，搭拉着拖鞋，嘴巴里嚼着口香糖，晃晃悠悠地走向网吧。他每天都要在网吧里呆两个小时，玩一种叫做“劲舞团”的游戏。而在网吧里玩这种游戏的，都是和他一样年龄的小青年。同为打工者，小方这代人和他们的父辈不同。勤俭节约，吃苦耐劳贯穿在父辈打工信念的始终，而小方他们来到城市打工，更多的是为了见识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他们的父辈被称为“打工一代”，而他们则是“打工二代”。

小方的父亲以前也在广州打工，他和妈妈则留在老家。小方说他小时侯几乎很少见到父亲，父亲在他的记忆中已经形象模糊，直到小学五年级那年春节，父亲回到家中，他用多年的积蓄在县城买了一间店铺，从事土产批发，他们家的生活才安定下来。店铺的生意也非常好，“估计每年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小方说。

店铺里常常会来一些当初和父亲一起打工的本地人，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起在广州打工的生活。在他们的叙说中，广州是一个魅力无限的南方都市，那里五光十色的生活让在一旁静听的小方心驰神往。

去年，小方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暑假结束后，他们就坐着火车走出了贵州的大山，来到广州。他们几个同学一起租住在客村一间20多平米的房间里。“刚来的一个星期里，我们什么也不干，也不去找工作，就是出去玩。坐地铁、坐公交、每次都觉得非常新鲜。”小方说。

后来，在半年时间里，小方换了好几种工作，最长的干过一个半月，而最短的只干过一星期。小方说，他无法忍受工厂的约束和工头恶声恶气的训斥，从小到大，还没有人那样呵斥过他，他是家中的独子。

现在，小方在海珠区一家连锁超市里做配货员，工作不算很紧张，每月可以拿到1200元。但是，1200元远远不够小方的花费。在桂田村“豪情网吧”里，小方对记者说，他每月都要向家中要几百元的生活费。“房租、吃饭、上网、蹦迪、买衣服、买鞋、手机话费……”小方伸出指头一五一十地计算着，然后，很老练地点起一根烟，袅袅烟雾后的那张面容有一种早熟。

一个月换三份工作

在打工二代中，和小方有着一样想法、一样消费观念的人，有很多很多。

阿颖今年19岁，却已有了三年打工经历。阿颖的老家在化州，可是，那个遥远的小城没有给她留下任何印象。在他还没有上学时，就跟着父母一起来到了广州。父母先在一家工厂打工，后来一起开了一家小饭店。

阿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她说，那时候她夜晚做作业一直是趴在餐馆油腻的桌子上，而旁边就是食客们的猜拳行令声。阿颖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

辍学后阿颖去了深圳，她身材高挑、容貌秀美，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工厂做刺绣工。工厂每天上班时间很长，阿颖很快就厌倦了，然后，就换了工作。她最多的时候一月换过三份工作。“我还做过文员呢，坐在总经理办公室的外间，一月2000多元工资。”说起昔日的辉煌，阿颖脸上挂满了得意。

打工三年，阿颖没有一分钱存款，她的钱都花在服饰和装扮上。记者在赤岗家宜服务部见到阿颖时，她正由母亲陪着在找做保姆的工作。母亲穿着廉价的陈旧衣服，而阿颖则是超短裙和名牌T恤，“刚回到广州，反正没事干，做保姆也挺好玩的。”阿颖轻松地说。

借钱学技术 理想工资月入3000

相对于打工一代，打工二代身上没有艰苦朴素、任劳任怨等所谓的“传统美德”，但他们为了适应这个社会，更注重技能的学习。

小城来到广州还不到半年，半年前，他还坐在湖北仙桃一所初中的教室，嘴巴里念着“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耳朵听着围墙外面喧闹的市声。他说，那时候他最痛苦的就是坐在教室里读书。

小城今年17岁，和好几个男孩女孩一起住在客村正大街51号的一间出租屋里，这间出租屋四季不见阳光，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霉味。

“在工厂打工没有多少出息，也学不到技术，我向父母提出上专业学校。”小城说。那所位于鹭江的私立服装学校只有十几名学生，开设打版、电脑设计等课程。学费是2500元，不管学多长时间，学会就毕业。“这些学费都是父母向别人借的。”

小城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按照目前的薪水标准，他学成毕业后，从事工厂里的服装设计，工资可拿到3000元钱。3000元，那是小城心中理想的工资。

阿利来到广州也只有半年，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她毕业于惠州的一所技校，现在，她在学习财务会计，“学成毕业后就能赚很多钱。”

“广州这么繁华，我想永远生活在这里，不愿再回老家。”小方说，很多打工二代也有和他一样的心愿。家乡在他们的心中渐离渐远，而他们要融入这座城市，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父母眼中：打工二代太敢玩太敢花

陈明“五一”那天和父亲吵了一架，吵架的原因是因为一部手机。

“五一”那天，各种商品都在打折销售，陈明看上了一款手机，想买，向父亲要钱，可是父亲不给。“那部手机才600多元。”陈明委屈地说，“我一个月工资都1000多元。”而父亲的看法是，半个多月的工资买那么一个小玩意，并没有多少价值，“你一个打工的，谁会给你打电话？”最终，手机没有买。

这个“五一”，小洁也和母亲吵架了，原因是因为加班。小洁和母亲都在一家服装厂上班，“五一”假期，工厂安排加班，给双份工资，母亲让小洁加班，可是小洁不愿意，此前，她和几个姐妹商量好去江门旅游。结果，小洁还是去了江门，回来却遭到母亲一顿臭骂。

其实，像陈父这样的第一代打工者，他们的生活都很简朴。

小洁家在湖南衡阳，现在全家有五口人在广州，老家农村只留下了父亲和上初三的弟弟。母亲、姐姐、姐夫、小洁，还有半岁大的外甥，一家三代人都住在客村的一间简陋房屋里。小洁来到广州不到一年，有一部价值上千元的诺基亚手机；而母亲在这里打工好多年，还没有手机。

小洁说，她和母亲经常吵架，关键就是消费观念的不同。“她非常罗嗦，一样的话说好多遍，听得人心烦。”小洁说。而小洁刚刚走出校门，母亲对她一点也不放心，尽管在同一家工厂上班，但隔一会见不到小洁，母亲就很着急。小洁买衣服的时候，母亲也要干涉，不能买太贵的，也不能买暴露的。至于吃饭，母亲从来都是在工厂食堂里吃，这里的饭菜便宜，她不会乱花一分钱。而小洁每次出外吃饭，都是提心吊胆，害怕母亲发现后会训斥。

小洁的手机是去年在番禺打工三个月后才买的，买了后，还接受了母亲一番深刻的“思想教育”。母亲苦口婆心地说，有了手机后，不能轻易把号码告诉男孩子；不能大街上打手机，会让不法分子注意；不能经常打手机，这样浪费钱。

不过，小洁和陈明一样，每月都会把钱交给长辈。

二代眼中：父母那样的活法有什么乐趣？

在陈明的眼中，父亲是一个严厉的人。父亲很早就来到广州打工，他小时候一年才能见到父亲一面，然而，即使这样，父亲也很少对他有过笑脸，“他是那种不苟言笑的人。”初中毕业后，他没有考上高中，父亲就把他带到了广州。

父亲在工厂干活很努力，生活又非常节俭，身上穿的衣服也都是好多年前的，脚上的一双黄色胶鞋，系的是白色鞋带。这些天广州的天气很炎热，可他连一瓶冰镇啤酒也舍不得喝。陈明在一家单位当保安，每月工资都会交到父亲手中，经常有同事和朋友请他一起去吃消夜喝酒，但是父亲几乎每次都要阻挡，他担心花钱。父亲不抽烟，陈明偷偷地抽烟，不敢让父亲知道，因为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在他面前说过：“抽烟有什么好？又浪费钱！”

陈明说，他对父亲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这样的人活在世上，有什么乐趣？

期望值高：脏累工种不见打工二代

打工一代和打工二代身上都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

多年前，当打工一代进入城市时，身上还带着鲜明的农村“标记”，他们衣着朴素，生活简朴，以最低的生活姿态，赚取着每一分血汗钱。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是他们身上最明显的特征。至今，在这座城市里，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特征的年龄稍大的打工者。

然而，在打工二代的身上，这些特征已经彻底退化。他们选择工作，首先考虑的是工作环境，其次才是工作报酬。所以，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在保洁和管道疏通等又脏又累的工作中，几乎见不到打工二代的身影。

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的统计资料显示，90后的打工二代，在所有外来打工者中，占到了15-20%的比例。有关人士反映，这个比例还在不断扩大。

今天，当打工一代还穿着陈旧过时的衣服，操持着工具蹲在路口，眼巴巴地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期盼着工作机会时，打工二代却已经穿着名牌衣服，听着MP3，理直气壮地走进中介公司和工厂企业。打工二代在外型上已经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他们也很快接受了城市人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他们不像父辈当初来到城市那样胆怯和自卑，他们与城市有着较高的认同感。

然而，相对于打工一代，打工二代身上存在着更多的危机。

打工一代可进可退，他们在城市无法生存时，可以回到乡村，那里还有可以耕种的土地。打工二代离开农村，则几乎完全是为了逃离土地的束缚，他们选择城市，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

打工一代经历了艰苦创业，他们懂得生活的磨难和艰辛；而打工二代在温室里长大，他们难以忍受，也难以面对生活的折磨和挫折。他们来到了城市，可是城市却没有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接纳他们。

打工二代普遍知识欠缺，而职业期望又比较高，他们不得不面对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工作和生活的不如意，导致心理不平衡，很容易让他们走向极端。近来，关于打工二代犯罪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这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关注和人们的警惕。

如何正确对待打工二代，如何正确引导打工二代工作和生活，确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来源：信息时报 专题撰文 见习记者 王自军　专题摄影 时报记者 郭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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